后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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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记

《神雕侠侣》的第一段于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日在《明报》创刊号上发表。这部小说约刊载了三年，也就是写了三年。这三年是《明报》最初创办的最艰苦阶段。重行修改的时候，几乎在每一段的故事之中，都想到了当年和几位同事共同辛劳的情景。

“神雕”企图通过杨过这个角色，抒写世间礼法习俗对人心灵和行为的拘束。礼法习俗都是暂时性的，但当其存在之时，却有巨大的社会力量。师生不能结婚的观念，在现代人心目中当然根本不存在，然而在郭靖、杨过时代却是天经地义。然则我们今日认为天经地义的许许多多规矩习俗，数百年后是不是也大有可能被人认为毫无意义呢？

道德规范、行为准则、风俗习惯等等社会的行为模式，经常随着时代而改变，然而人的性格和感情，变动却十分缓慢。三千年前《诗经》中的欢悦、哀伤、怀念、悲苦，与今日人们的感情仍是并无重大分别。我个人始终觉得，在小说中，人的性格和感情，比社会意义具有更大的重要性。郭靖说：“为国为民，侠之大者”，这句话在今日仍有重大的积极意义。但我深信将来国家的界限一定会消灭，那时候“爱国”、“抗敌”等等观念就没有多大意义了。然而父母子女兄弟间的亲情、纯真的友谊、爱情、正义感、仁善、勇于助人、为社会献身等等感情与品德，相信今后还是长期的为人们所赞美，这似乎不是任何政治理论、经济制度、社会改革、宗教信仰等所能代替的。

武侠小说的故事不免有过分的离奇和巧合。我一直希望做到，武功可以事实上不可能，人的性格总应当是可能的。杨过和小龙女一离一合，其事甚奇，似乎归于天意和巧合，其实却须归因于两人本身的性格。两人若非钟情如此之深，决不会一一跃入谷中；小龙女若非天性淡泊，决难在谷底长时独居；杨过如不是生具至性，也定然不会十六年如一日，至死不悔。当然，倘若谷底并非水潭而系山石，则两人跃下后粉身碎骨，终于还是同穴而葬。世事遇合变幻，穷通成败，虽有关机缘气运，自有幸与不幸之别，但归根结底，总是由各人本来性格而定。

神雕这种怪鸟，现实世界中是没有的。非洲马达加斯加岛有一种“象鸟”（Aepyornistitan），身高十英尺余，体重一千余磅，是世上最大的鸟类，在公元一六六〇年前后绝种。象鸟腿极粗，身体太重，不能飞翔。象鸟蛋比鸵鸟蛋大六倍。我在纽约博物馆中见过象鸟蛋的化石，比一张小茶几的几面还大些。但这种鸟类相信智力一定甚低。

《神雕侠侣》修订本的改动并不很大，主要是修补了原作中的一些漏洞。

一九七六年五月

附录 易经阴阳与术数

我国学术界多数意见，认为《易经》成于殷末周初，成立的时候极早，本来的作用是卜占吉凶，作为行为的指导。古人迷信，对于自然界、命运、战争的结果、婚姻、建屋等等大事都不了解，惴惴不安，便占卦来作决定。《易经》的基本道理，是古代哲人根据观察事理和人生经验而得出来的教训，教导人们：万事变动不居，不会固定不易，物极必反，做事不可趋于极端。即使以现代的哲学来看，那也是极有道理的。一般认为，《周易》应当在西周初年即已成型。向来说是周文王所作，这未必为事实，但周文王根据传统资料，加以整理编辑，当有可能。

《易经》以八卦来表示，以一表示阳，以一一表示阴（现代西洋自然科学以十表示阳，以一表示阴，意思相同）。《易经》的根本观念是阴阳，这本是道家的观念，后来为儒家所利用。

孔子对《易经》是很佩服的，似乎遗憾没有好好地学习它。《论语一述而》：“子曰：加我数年，五十以学《易》，可以无大过矣。”《易经》的爻辞之后，有十篇解释经文与爻辞的文字，称为《易传》，或称《十翼》，儒家相传都说是孔子所作，但宋代欧阳修即表怀疑，近代学者如冯友兰、钱穆、李镜池、戴君仁、陈鼓应等诸位先生以充分证据证明非孔子之作，大概是战国较后期学人加上去的。

儒家的最重要经书《论语》中极少提到阴阳，孔子也几乎不谈阴阳。

阴与阳是中国人思想中极早出现的一种观念。本来是指曰光的向背，向日为阳，背日为阴。中国的地名中阴阳二字甚多，一个地方在山峰或河流附近，太阳照到的称之为阳（水之北、山之南），背着日光的称为阴（水之南、山之北、在西周时代，周太史伯阳父即以阴阳二气来解释为什么发生地震，认为那是阴阳二气不能调和而冲击，因而发生地震。《红楼梦》中，史湘云向她的丫环翠缕解释阴阳的概念，就既浅明而又有趣。一般认为，天地宇宙之间，任何事物都有阴阳，所以电有阴电、阳电，人有阴（女）阳（男）之分。日为太阳，月为太阴。老子说：“万物负阴而抱阳，冲气以为和。”庄子更以为，阴阳二气是人以及万物的直接根源。《庄子……田子方》：“至阴肃肃，至阳赫赫，肃肃出乎天，赫赫发乎地，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。”

《易经》的原本本来很注重阴阳，但后世的传世本《易经》反而不大讨论阴阳的互济，可能是目前流行的传世本经过后世“尊阳贬阴”的儒门弟子所改动。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本《易经》，时代较传世本为古，对阴阳规律性的谈论反而更多且更好。李学勤先生著《周易经传溯源》一书见解精辟，其中说：“易卦由阴阳两爻构成，本来蕴涵着阴阳说的哲理，故《系辞》云：‘一阴一阳之谓道。’但传世本经文的卦序，却很难找出合于阴阳说的规律性。在体现阴阳规律这一点上，帛书本显然胜于传世本。”

《易经》中有八卦，以一表示阳，以一一表示阴，古代书写与印刷术不如今日，八卦重叠有时写或印时容易不清楚，用数字来表示就不易误会，而且以后谈到时易于引用。八卦每一卦都由两卦重叠而成，每一画叫做一爻，从下向上数上去。例如“泰卦”，是乾下坤上，画出来是堊，用数字来表示，阳以九代，阴以六代，第一画叫“初”，第二画叫“二”，最后第六画叫“上”，这泰卦写出来便是初九、九二、九三、六四、六五、上六。“同人卦”是离下乾上堊，用文字写便是初九、六二、九三、九四、九五、上九。

以数字代表符号是到了战国后期的《易传》才见之于书，所以拿九的数字代表阳，拿六代表阴，据我个人猜想，当时纸张笔墨尚未发明，战国人著书，用刀在竹简、木简上刻画八卦，两种符号很易混淆，用九六两字代表就易得多，写在文字中不易误会。有人以为，阳必须九，其他数字不可，阴必须六，其他数字不可，这是混淆了两种不同观念，等于说阳电以十表示，阴电以一表示，所以计算阴电阳电的数据时只能加（十）减（一），不能乘（×）除（÷），因×÷不代表阴阳电也。其实传统的中国人并不这样拘泥，新年祝贺时常说“三阳开泰”，并不说“九阳开泰”，中医认为头部是手三阳、足三阳经络的六阳之会，所以称头为“六阳会首”或“六阳魁首”，并不称之为“九阳魁首”。“六阳正气丸”是一种流行极广的中药，并不需改称为“九阳正气丸”。

以战国后期之人的意见，硬要去约束殷周或西周时代的《易经》，未免是以后拘前了。《红楼梦》中林黛玉生肺结核，至近代才有肺结核特效药，论者指摘曰：何不使用特效药Ri-fampicin、Isoniazid去治林妹妹的病？薛宝钗送她燕窝，有什么用？尤二姐觉大限吞生金，痛苦不堪而死，现代读者指摘曰：尤二姐缺乏常识，何不服安眠药，痛苦就少得多了？

道家哲学一直认为阴阳并重，太极图中双鱼对称，阴盛则阳消，阳盛则阴消，阴阳完全相等，物极必反。阴渐盛，自少阴发展至老阴，阴盛极就开始衰，出现少阳、阳明而至老阳，有一个循环转变的过程。强调阳刚而贬低阴柔，是儒家中某一派（有人认为可能是子张之徒〗的观点。董仲舒更将阴阳之说用之于人事，尊阳贬阴，用以尊君贬臣、重男轻女。董仲舒《繁露！基义》：“君臣父子夫妇之义，皆取诸阴阳之道。君为阳，臣为阴。父为阳，子为阴。夫为阳，妻为阴。”儒家强调人伦之中，以三伦为纲：君为臣纲、父为子纲、夫为妻纲，儒家为了维持宗法社会中礼教的架构，将阴阳作了便利的解释。董仲舒之学在西汉大盛，《易传》中九阳六阴的代号更为人用作表示重阳轻阴，其实《易传》本身，也未必认为九比六更重要。

在世界各民族中，数字大致上并无特殊意义，西方人说七字吉利，十三不祥，六六六是魔鬼，都是后世的迷信。中国人、日本人不喜“四”，因与“死”同音，也非古俗。当代广东人喜“八”，因音近“发”，最近上海人认为“四”字吉利，因在简谱中为Do、Re、Mi、Fa之Fa，即“发”，表示发达、发财。卜占本来以龟甲、牛骨为工具，但甲骨卜占不易，后来改采简易的方法用筮草。筮草常一五一十地来数，五与十这两个数字在术数家的说法中有了特殊意义。《易传！系辞》云：“天一、地二、天三、地四、天五、地六、天七、地八、天九、地十。”《乾凿度》云：“阳动而进，阴动而退。故阳以七，阴以八为彖。易一阴一阳，合而为十五，之谓道……五音六律七变，由此作焉。故大衍之数五十，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。日十干者，五音也。辰十二者，六律也。星二十八者，七宿也。凡五十所以大阂物而出之者也。孔子曰：阳三阴四，住之正也。”郑康成注云：“五象天之数，奇也；十象地之数，偶也。合天地之数，乃谓之道。”到宋朝，刘牧有所谓“河图”，朱熹有所谓“洛书”，都是一大堆数字。冯友兰先生在《中国哲学史》中说：“所谓象数之学，初视之似为一大堆迷信，然其用意，亦在于对于宇宙及其中各方面之事物，作一有系统的解释。”到后来历法、方位、日月、星辰、春夏秋冬、金木水火土、宫商角徵羽、政治吉凶、行军打仗、生辰八字、婚姻风水，无一而不与术数有关。

古人说到数字，远不如今人之精确。《吕氏春秋……有始篇》谓：“天有九野，地有九州，土有九山，山有九塞，泽有九薮，风有八等，水有六川。”地有九州，那是事实，天有九野，是哪九种野？就不详说了，这已接近于阴阳五行家的说法。

吾友台湾叶洪生兄有《论剑》一书之作，根据《易传》的说法而坚认《九阴真经》之名不通，盖《易传》认为阳为九而阴为六，所以应改称“六阴真经”，他说：“道家既无‘九阴’怪谈（佛家亦无）。”其实宋人黄裳撰写《九阴真经》，本为子虚乌有之事，而且他只研读道书，根本不理儒家所尊崇的《易经》，《易传》中之大部分当非孔子所作（郭沂先生主张《易传》中的一部分可能经孔子整理），可能是战国后期的儒门弟子（或非儒门弟子）所撰，虽内容甚佳，但黄裳先生自可以“我道不同”，置之度外。他硬要写《九阴真经》，别人恐亦无可奈何。（你打得过他吗？）吾友杨兴安兄在谈论拙作《月云》一文文末有注云：“台湾叶洪生在专著《论剑》中说‘阳爻以九为老（至阳），阴爻以六为老（至阴）’，认为无‘九阴’。”友人严晓星查得道教类书中有《帝君九阴经》。“九阴”一词，最早见于《山海经、大荒北经》。三国葛玄《道德经！序》有“祸灭九阴，福生十方”之言。《易传》是儒家及阴阳家之学，认为阳重于阴，因此阳九阴六，至西汉儒家为了尊君、尊父、尊夫，更大大地重阳轻阴，出于政治及意识形态的需要，并无适当的哲学内容。《九阴真经》是道家武学，主张柔能克刚，阴胜于阳，因此称为“九阴”。“降龙十八掌”特重乾卦，因此为阳刚武学，与“九阴真经”截然不同。

叶洪生兄研究近代武侠小说，功力深厚，唯将拙作小说中的胡思乱想，一本正经地考据一番（《九阴真经》讲的是武学，与阴阳八卦、老阴老阳的术数完全无关），未免近于“觉远大师风度”了，做学问如此认真，令人佩服，只不过我的即兴空想并非学问。杨兴安、严晓星二兄辛勤为此小问题查阅道藏，极感。其实儒家、阴阳家在先秦均为诸子，《易传》混和儒、道、阴阳家诸说，阴阳家盛于齐东，喜浮夸虚妄，先秦学者称之为“齐东野语”，未必能为一切学问之权威根据。但阴阳家的术数理论，对后世儒家影响很大。汉代经学主流是以阴阳家学说说经，王莽好符命，汉光武信纬谶，都有政治和宣传目的，宣传的宗旨是“主公应做皇帝”。后来古文家经学兴起，反对纬谶及阴阳家之言，但直到大学者扬雄，仍脱不了阴阳术数之说。扬雄撰《太玄经》，总原理为“一玄”，分而为三，共为“三方”，又各分为三，共为“九州”，又各分为三，共“二十七部”，又各分为三，共“八十一家”，结论说：“方州部家，三位疏成。曰：陈其九九，以为数生，赞上群纲，乃综乎名，八十一首，岁事咸贞。”《太玄经》的象数是“一与六共宗；二与七共明；三与八成友；四与九同道；五与五相守。”这些数字游戏，说来神秘得很，与方士神仙之道相通，到底有甚道理，谁也说不清楚，似乎对之不必太认真，正如冯友兰先生所云，是“一大堆迷信”。

其实，我们把《易经》以及其中的《易传》当作是一种人生哲学以及宇宙观来阅读，可以见到很多深刻而有益的思想。《易传》由于吸收了大量老庄以及田齐稷下的道家思想，表达了富于哲理的对人生、人事、事物发展的思想，很值得作为我们思考的依据。

例如，《易经》强调阴阳两种矛盾力量的互相冲突，就像辩证法中所说那样，阴阳两种相反力量不断地在发展、矛盾、激化、消长、转换。辩证法认为一种力量压倒了另一种，出现了“否定”的结果，又可以“否定的否定”。《易经》则认为阴盛阳消或阳盛阴消只是部分的消长，一种力量增强了，另一种相反的力量相应减弱，而不必完全消灭，中间有一个发展过程。《易经》中有时一个卦阳多阴少，阳极多时阴完全没有了。到阳发展到顶点时又可一变而出现阴。所谓“亢龙有悔”、“履霜坚冰至”，都强调“物极必反”，“相反力量在不知不觉中来临”，有“自量变而质变”的含义。

《易经》与《易传》强调“变动不居”，《易经》之“易”，其中一义指的是“变易”，“丰卦”：“日中则昃，月盈则食，天地盈虚，与时消息，而况于人乎？况于鬼神乎？”“损卦”：“损刚益柔有时，损益盈虚，与时偕行。”“复卦”：“复，亨，刚，动而以顺行，是以出入无疾，朋来无咎。‘反复其道，七日来复’，天行也。‘利有攸往’，刚长也。复，其见天心乎？”《易经》把“有往必有复，往复循环”当作是天地的主要规律，人事也是如此。

《易传》中也发挥一些老子“柔弱胜刚强”、“弱之胜强，柔之胜强，天下莫不知，莫能行”的道理。但基本上是崇阳刚而贬阴柔。

《易经》与《易传》中教导人谦逊而不自满，不可贪心务得，所以“谦卦”、“损卦”都是好卦。喜欢释《易》的人常说：最坏的“否卦”比最好的“泰卦”更好。因为到了最坏的谷底之后，往后发展只能渐渐变好，到了好的顶点纟往后只能走下坡，所谓“否极泰来”，“泰极否来”是也。

道家有“阳九”、“阴九”之说，都是指大灾难、大厄运，“阳九”指大旱灾九年，“阴九”指大水灾九年，平均数每八十年有一个大灾年。曹植《王仲宣诔》：“会遭阳九，炎光中矇”，吊唁其丧。钱谦益《慈光寺》诗：“呜呼，卅年来沧桑逼阳九。”小说中用“九阳真经”、“九阴真经”是逆用其意，意谓武功本身之中，包含有重大灾难，必须谨慎使用。

我国古文辞中，确有“九阴”、“九阳”的名称，并不如叶君所云：“九阴不成立。”其实所谓“九阴不成立”，只是《易传》中不用“九阴”这个术语而已。黄裳钻研道藏，他的著作不必依据儒家“六经”中的《易经》，即使重视《易经》，也不一一定要重视战国时儒门弟子所私撰的《易传》，更加不必重视西汉董仲舒为了尊君、振三纲而强调《易传》中尊阳贬阴的不平衡观点。王莽、汉光武搞符命、纬谶，是一种宣传“天命在我”的政治行动，道家的武学著作完全可以置之不理。

在我国古文辞中，“九阴”表示阴气极盛，《葛仙公道德经序》：“祸厌九阴，福生十方”，意谓阴气极盛有祸，又指极北的幽冥之地；柳宗元《天对》文中云：“爰北其首，九阴极冥。”湛若水《交南赋》：“烛九阴于赤水兮，觌冯夷之幽宫。”冯夷为水神，居极北之地。“九阳”指太阳或日出处，《后汉书！仲长统传》：“沆瀣当餐，九阳代烛。”《楚辞……远游》：“朝濯发于汤谷，夕晞余身兮九阳。”稽康《琴赋》广夕纳景于虞渊兮，晞干于九阳。在《神雕》及《倚天》小说中，《九阴真经》的宗旨极重阴柔，是老子的道家之学；《九阳真经》的宗旨是阴阳调和及互济，纠正道家之偏。

武侠小说中的门派、人名、招式、功夫等等，都是作者的杜撰自创，可以批评其名称不雅、违反常规、不合逻辑，但不能以清朝人的著作，来批评唐朝人的著作。什么“辟邪剑法”、“葵花宝典”、“独孤九剑”、“降龙十八掌”、“凌波微步”、“九阴真经”、“九阳真经”等等，全是金庸的胡思乱想，等于是令狐冲和岳灵珊所创的“冲灵剑法”。桃谷六仙如宣布已创制成功“桃谷六神功”，只金庸可予以制止，不令宣布，别人大概也没有什么法子，不能批评其“六神功”不妥，以“七神功”较合。你如能辩得赢这六位仁兄，放弃原意而改采阁下建议，阁下已有资格列人“桃谷七仙”了。

“九阴真经”、“九阳真经”之名，系撰作人黄裳先生及另一位无名高人根据道书而撰作，与儒家无关，与儒家尊为六经之一的《易经》无关，更与可能是战国后期甚至是秦汉时始成的《易传》无关。《易传》方创九阳六阴之说，黄裳与无名高人全当他们是“放那种气”。正如老子的哲学中有若干朴素的辩证法，岂能以后世黑格尔、恩格斯、马克思之辩证法来指摘老子乎？老子曰：“知其白、守其黑。”此“黑”，非黑格尔也；公孙龙子曰：“白马非马。”此“马”，非马克思也。

少年读者要学习《易经》，可参读朱伯昆、高亨、张岱年、钱穆、侯外庐、任继愈、李镜池、冯友兰、李学勤、陈鼓应等诸位先生的著作。我的小说中所说的“九阴”、“一阳”之类，属于游戏文章，并无真正的实际意义，不必认真注意。

后记

《神雕侠侣》的第一段于1959年5月20日在香港《明报》创刊号上发表。这部小说约刊载了三年，也就是写了三年。这三年是《明报》初创的最艰苦阶段。重行修改的时候，几乎在每一段的故事之中，都想到了当年和几位同事共同辛劳的情景。

《神雕》企图通过杨过这个角色，抒写世间礼法习俗对人心灵和行为的拘束。礼法习俗都是暂时性的，但当其存在之时，却有巨大的社会力量。师生不能结婚的观念，在现代人心目中或许已很淡泊了，然而在郭靖、杨过时代却是天经地义。然则我们今日认为天经地义的许许多多规矩习俗，数百年后是不是也大有可能给人认为毫无意义呢？

道德规范、行为准则、风俗习惯等等社会的行为模式，经常随着时代而改变，然而入的性格和感情，变动却十分缓慢。三千年前《诗经》中的欢悦、哀伤、怀念、悲苦，与今日人们的感情仍无重大分别。我个人始终觉得，在小说中，人的性格和感情，比社会意识、政治规范等等具有更大的重要性。郭靖说：“为国为民，侠之大者。”这句话在今口仍有重大的积极意义。但我深信将来国家的界限会消灭，那时候“爱国”、“叛国”等等观念就没有多大意义了。然而父母子女兄弟间的亲情、纯真的友谊、爱情、正义感、仁善、勇于助人、为社会献身等等感情与品德，相信今后还是长期地为人们所赞美，这似乎不是任何政治理论、经济制度、社会改革、宗教信仰等所能代替的。

武侠小说的故事不免有过分的离奇和巧合。我一直希望在小说中所写的，武功可以事实上不可能，人的性格应当是可能的。杨过和小龙女一离一合，其事甚奇，似乎归于天意和巧合，其实却须归因于两人本身的性格。两人若非钟情如此之深，决不会一一跃入谷中；小龙女若非天性恬淡，再加上自幼的修炼，决难在谷底长时独居；杨过如不是生具至性，也定然不会十六年如一日，至死不悔。当然，倘若谷底并非水潭而系山石，则两人跃下后粉身碎骨，终于还是同穴而葬。世事遇合变幻，穷通成败，虽有关机缘气运，自有幸与不幸之别，但归根结底，总是由各人本来性格而定。

神雕这种怪鸟，现实世界中是没有的。非洲马达加斯加岛有一种“象鸟”（人印？爪！础肌），身高十尺余，体重一千余磅，是世上最大的鸟类，在公元1660年前后绝种。象鸟腿极粗，身体太重，不能飞翔。象鸟蛋比鸵鸟蛋大六倍。我在纽约博物馆中见过象鸟蛋的化石，比一张小茶几的几面还大些。但相信这种鸟类智力一定甚低。

《神雕侠侣》修订本的改动并不很大，主要是修补了原作中的一些漏洞。

一九七六年五月

在第三次修改《神雕》之后，曾加写了三篇附录，第一篇讨论易经与道家、儒家、阴阳家的阴阳八卦之说。这时又细读了苏州大学束景南教授（现在浙江大学）赠给我的大著《中华太极图与太极文化》，很受教益，其中讨论到很多道教关于内丹修炼的问题，我因一窍不通，在所写那篇附录的文字中没有涉及。只深深觉得，天下学问深奥奇妙者极多，……对于自己不懂的部分，如没有决心尽力去学习钻研，最好坦认不懂，不要去碰。

另外两篇，一篇关于忽必烈的性格和行为，另一篇叙述襄阳的攻守，可以作为年轻读者们阅读《神雕》的背景资料。但因客居香港，手边关于元史的参考材料不多，更缺原始资料，又没有师友可以请教蒙古文中的疑难，对历史上的结论自己信心不足，所以这两篇附录没有附入本书。

朱光潜先生谈美学中的“距离说”，我一向很是尊崇。年轻之时，一读之下便即信服，后来多读了一些中外的美学与哲学书，仍觉朱先生的说法简明易解，很能说明问题。朱先生主要说，以审美眼光欣赏艺术品，要撇开功利性的、知识性的观点，纯以审美性的眼光去看，譬如说，欣赏一幅“游鱼图”，要看图中游鱼姿态之美、运动之美，构图、色彩和线条之美，全心投入，以致心旷神怡。功利观点则要想这条鱼从哪里买来，要多少钱，这条鱼重几斤几两，市场上卖多少钱一斤，可以在水里养多少时候不死，如请上司、父母、朋友或爱人吃饭，把这条鱼杀了请他吃，他是否会十分喜欢等等。知识观点则要研究这条鱼属于什么类、什么科、叫什么名字，拉丁文学名是什么，是淡水鱼还是海水鱼，主要生产于什么水域，这条鱼是雌的还是雄的，如是雌的，在什么季节产卵，它以什么东西作食物，能不能人工饲养，它的天敌是什么。即使是渔市场商人或古生物学家，观赏游鱼图时也应纯用审美观点，不要混入自己的专业观点。

庄子与惠子在濠上观鱼，讨论鱼是否很快乐，你（我）不是鱼，怎么能知道鱼快乐不快乐？杨过、小龙女和瑛姑观鱼，大概会想像龟这么一扭一闪，迅速之极，是不是能用在武功身法之中？八大山人、齐白石观鱼，所想的多半是用什么线条来表现游鱼之美；而法国印象派大画家塞尚等人，心中所想的图画，当是一条鱼给人剖开后血淋淋的挂在蔬菜之旁，用的是什么线条、颜色。舒伯特观鳟鱼时，脑子中出现的当是跳跃的音符与旋律。张仲景、李时珍所想的，当然是这种鱼能治什么病，补阴还是补阳，要加什么药材。我在香港住得久了，很能了解“洪七公观点”，他老人家见到鱼，自然会想这条鱼清蒸滋味如何，红烧又如何？头、尾、肚、背、烩、烤、熏、煮，又各如何？老叫化自己动手怎么样？要小黄蓉来做又怎么样？

阅读小说，最合理的享受是采审美态度，欣赏书中人物的性格、感情、经历，与书中人物同喜共怒，同哀共乐，既打成一片，又保持适当的观赏距离（观看从小说改编的电影、电视连续剧也是一样），可以欣赏（或讨厌）书中文字之美（或不美）、人物遭遇之奇（或不通、故事结构之出人意表（或糟不可言广人物性格之美（或丑恶）……我看小说、看电影、电视一向是用这种态度的。有一段时期中，我在报纸上专门写电影评论，每天一篇（香港放映的电影极多，每天评一部根本评不完），后来又进电影公司专业做编剧和导演，看电影时便注意镜头的长短和衔接（蒙太奇）、色彩配搭、镜头角度及长短、灯光明暗、演员的表情和对白等等，看电影的审美乐趣便大大减少了，理智的态度多了，情感的态度少了，变得相当冷静，不大会受感动，看大悲剧时甚至不会流泪。在电影中听交响乐、看芭蕾舞时甚至不会心魂俱醉、魂不附体，艺术欣赏的意义就大大减少了。

读小说而采用功利观点（这小说是否合于无产阶级斗争的革命思想？合不合革命现实主义的理论指导？对人民群众的教育作用怎样？）或知识观点（小说中所写是不是符合历史记载？物理学上有无可能，某本权威哲学书中是这样主张的吗？这种毒药能毒死人吗？能把尸体化为黄水吗？一个人手臂给人斩落了，重伤之后还能骑马出奔而不死吗？鸟类智力这样低，能与人拆招而显示武功么？鲁智深能连根拔起一株大杨树吗？没有东风时可以筑坛行法而借来东风吗？戴宗腿上缚了有符咒的甲马，就可日行八百里，去参加奥运马拉松赛岂非稳得金牌？根据历史，关羽并没有在华容道上义释曹搡，《三国演义》这样写，岂非把三国的历史全改变了？），读小说时的趣味大减。当然也可以这样持批判的态度来读，然而已不是审美的态度，不是享受艺术、欣赏文学的好态度了。所以，忽必烈的真正性格怎样，杨过是否在襄阳城下飞石掷死蒙古大汗蒙哥，我想在小说中最好不讨论，我会在另外写的历史文章中谈论，那是知识性的文章，便该用知识性的态度去阅读。（例如，我在小说《碧血剑》中，写袁承志有很大自由，他要爱青青便爱青青，要爱阿九便爱阿九。在历史文章《袁崇焕评传》中，任何史实写错了，都须设法改正。）……

有些读者因为自己的性格与小说中的人物大大不同或甚至相反，无法理解小说中人物为什么要这样做，他觉得根本是不合理的、违反常识的、甚至是绝对不可能的（尤三姐因柳湘莲不肯娶她，便会横剑自杀吗？），他觉得小说这样写十分“不通”，小说中人物的表现是“莫名其妙”，书中人物完全可以采取一种更明智、更合理的办法来解决问题。

对于杨过的性格冲动、凭一时意气而“胡作非为”，很多人不能理解，尤其是理智极强的自然科学家。他们觉得，杨过初出场时像韦小宝，到后来像萧峰，性格在书中变化很大。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到三十几岁的中年人，性格一定会变，那并不稀奇。问题是理智人不理解热情人，这是世上许多悲剧发生的原因之一。理智人不理解杨过、萧峰、段誉……他们觉得杨过不该想杀郭靖，萧峰不该自杀，段誉不该苦恋王语嫣，叶二娘不该对玄慈方丈一往情深，李莫愁这样美貌聪明，又何必对陆展元念念不忘？黄蓉不该猜疑杨过，殷离“不识张郎是张郎”太不科学……

有人觉得，杨过怀疑郭靖是杀父仇人，应该以理智态度冷静查明，不该一时冲动想杀他报仇、又一时冲动救他性命。如果杨过是福尔摩斯，或是英国侦探小说家克丽丝蒂笔下的白罗或玛波小姐，又如是包公、况钟或彭公、狄公，当然他会头脑冷静地搜集证据，询问证人（例如程英、黄药师），然而他是性格冲动的杨过。性格冲动和聪明绝顶毫不矛盾，只有某些不喜欢艺术的科学家才会以为两者矛盾。艺术家中身兼二者的实在太多了。一个人如果不聪明、又不热情，决做不成艺术家。屈原、司马迁、李白、李义山、杜牧、李后主、李清照、苏东坡、曹雪芹、龚自珍、巴金、徐悲鸿……这些大艺术家难道不是既聪明、又热情吗？每位中国科学院的院士，大概都可从他们身世之中，找到一些不合理的行为（尤其是在青少年时期。一生生活绝对合理的人，恐怕也成不了大科学家）。

纯从理智的观点来看，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都是不成立的。哈姆雷特早该一剑杀了叔王为父王报仇，不该优柔寡断、踌躇不决。奥赛罗应该追究依阿果的诽谤，证明妻子苔兹狄梦娜的清白，不该扼死妻子。马克白不该野心勃勃地弑国王而篡位。李尔王稍稍头脑清楚一点，就该知道女儿在欺骗他。

有些“现代化”的“聪明”读者觉得杨过很蠢，不该苦等小龙女十六年，应当先娶公孙绿萼，得到岳母给他半粒绝情丹解了身上情花之毒，再娶程英、陆无双两个美女，最后与郭襄订情，然后到绝情谷去，握着郭襄的小手，坐在石上，瞧瞧小龙女有没有来，她如不来，再娶郭襄也就心安理得。（这样，杨过变成了“聪明的”韦小宝！）

黄蓉怀疑杨过对小郭襄这样大张旗鼓地祝寿，是为了骗得她的芳心，令她一生一世受苦，用以向郭家报仇。不是的，黄蓉又不懂杨过了。郭襄这样可爱的一个小妹妹，秀美豪迈，善解人意，聪明伶俐，杨过心中早就真的喜欢她了，给她三枚金针，就是说：“不论你叫我做什么，我都答允！就是要我为你死了也可以！”大张旗鼓地为一个小姑娘做生日，是热情而冲动的年轻人的狂妄行为，老成持重的理智中年人当然不干。外国有个年轻人为了向他的爱人表示情意，租了架飞机，在空中写大字“我爱你”，杨过这种狂气，有几分相似。他苦等小龙女十六年，郁积无可发泄，他替郭襄做生日，有点向小龙女大叫的意思：“小龙女，我等了你十六年，你还不来，我在给别个可爱小姑娘做生日了！”旁人要耻笑，杨过怕什么？他怎么会怕？他又不是你！

读侦探小说，要理智地读，推想犯罪者的心理，从侦探的角度，追寻线索，设想各种可能的情景，再用证据去证实或推翻设想。

读武侠小说（《鹿鼎记》是例外），要热情洋溢地读，跟随热情、正直而冲动的角色，了解他做热情的事，做正直的、不违自己良心的事，不自私自利，不要老是计算是不是有好处、有利益，应当时常想着应该还是不应该？

二〇〇三年一月九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