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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射雕英雄传》作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五九年，在《香港商报》连载。
回想十多年前《香港商报》副刊编辑李沙威兄对这篇小说的爱护和鼓励的殷殷情意，而他今日已不在人世，不能让我将这修订本的第一册书亲手送给他，再想到他那亲切的笑容和微带口吃的谈吐，心头甚感辛酸。
《射雕》中的人物个性单纯，郭靖诚朴厚重、黄蓉机智狡狯，读者容易印象深刻。这是中国传统小说和戏剧的特征，但不免缺乏人物内心世界的复杂性。大概由于人物性格单纯而情节热闹，所以《射雕》比较得到欢迎，曾拍过粤语电影，在泰国上演过潮州剧的连台本戏，目前香港在拍电视片集；曾译成了暹罗文、越南文、马来文（印尼），他人冒名演衍的小说如《江南七侠》、《九指神丐》等等种类也颇不少。但我自己，却觉得我后期的某几部小说似乎写得比《射雕》有了些进步。
写《射雕》时，我正在长城电影公司做编剧和导演，这段时期中所读的书主要是西洋的戏剧和戏剧理论，所以小说中有些情节的处理，不知不觉间是戏剧体的，尤其是牛家村密室疗伤那一大段，完全是舞台剧的场面和人物调度。这个事实经刘绍铭兄提出，我自己才觉察到，写作之时却完全不是有意的。当时只想，这种方法小说里似乎没有人用过，却没有想到戏剧中不知已有多少人用过了。
修订时曾作了不少改动。删去了一些与故事或人物并无必要联系的情节，如小红鸟、蛙蛤大战、铁掌帮行凶等等，除去了秦南琴这个人物，将她与穆念慈合而为一。也加上一些新的情节，如开场时张十五说书、曲灵风盗画、黄蓉迫人抬轿与长岭遇雨、黄裳撰作《九阴真经》的经过等等。我国传统小说发源于说书，以说书作为引子，以示不忘本源之意。
成吉思汗的事迹，主要取材于一部非常奇怪的书。这部书本来面目的怪异，远胜《九阴真经》，书名《忙豁仑纽察脱必赤颜》，一共九个汉字。全书共十二卷，正集十卷，续集二卷。十二卷中，从头至尾完全是这些叽哩咕噜的汉字，你与我每个字都识得，但一句也读不懂，当真是“有字天书”。
这部书全世界有许许多多学者穷毕生之力钻研攻读，发表了无数论文、专书、音释，出版了专为这部书而编的字典，每个汉字怪文的词语，都可在字典中查到原义。任何一个研究过去八百年中世界史的学者，非读此书不可。
原来此书是以汉字写蒙古话，写成于一二四〇年七月。“忙豁仑”就是“蒙古”，“纽察”在蒙古话中是“秘密”，“脱必赤颜”是“总籍”，九个汉字联在一起，就是《蒙古秘史》。此书最初极可能就是用汉文注音直接写的，因为那时蒙古人还没有文字。这部书是蒙古皇室的秘密典籍，绝不外传，保存在元朝皇宫之中。元朝亡后，给明朝的皇帝得了去，于明洪武十五年译成汉文，将叽哩咕噜的汉字注音怪文译为有意义的汉文，书名《元朝秘史》，译者不明，极可能是当时在明朝任翰林的两个外国人，翰林院侍讲火原洁、修撰马懿亦黑。怪文本（汉字蒙语）与可读本（汉文译本）都收在明成祖时所编的《永乐大典》中，由此而流传下来。明清两代中版本繁多，多数删去了怪文原文不刊。
《元朝秘史》的第一行，仍是写着原书书名的怪文“忙豁仑纽察脱必赤颜”。起初治元史的学者如李文田等不知这九字怪文是甚么意思，都以为是原作者的姓名。欧阳锋不懂《九阴真经》中的怪文“哈虎文钵英，呼吐克尔”等等，那也难怪了。
后来叶德辉所刊印的“怪文本”流传到了外国，各国汉学家热心研究，其中以法国人伯希和、德国人海涅士、苏联人郭增、日本人那珂通世等致力最勤。
我所参考的《蒙古秘史》，是外蒙古学者策·达木丁苏隆先将汉字怪文本还原为蒙古古语（原书是十三世纪时的蒙古语，与现代蒙语不相同），再译成现代蒙语，中国的蒙文学者谢再善据以译成现代汉语。
《秘史》是原始材料，有若干修正本流传到西方，再由此而发展成许多著作，其中最重要的是波斯人拉施特所著的《黄金史》。西方学者在见到中国的《元朝秘史》之前，关于蒙古史的著作都根据《黄金史》。修正本中删去事迹甚多，如也速该抢人之妻而生成吉思汗、也速该被人毒死、成吉思汗曾被敌人囚虏、成吉思汗的妻子蒲儿帖被敌人抢去而生长子朮赤、成吉思汗曾射死其异母弟别克帖儿等，都是说起来对成吉思汗不大光彩的事。
《九阴真经》中那段怪文的设想从甚么地方得到启发，读者们自然知道了。
蒙古人统治全中国八十九年，统治中国北部则超过一百年，但因文化低落，对中国人的生活没有遗留重大影响。蒙古人极少与汉人通婚，所以也没有被汉人同化。据李思纯在《元史学》中说，蒙古语对汉语的影响，可考者只有一个“歹”字，歹是不好的意思，歹人、歹事、好歹的“歹”，是从蒙古语学来的。撰写以历史作背景的小说，不可能这样一字一语都考证清楚，郭啸天、杨铁心等从未与蒙古人接触，对话中本来不该出现“歹”字，但我也不去故意避免。我所设法避免的，只是一般太现代化的词语，如“思考”、“动机”、“问题”、“影响”、“目的”、“广泛”等等。“所以”用“因此”或“是以”代替，“普通”用“寻常”代替，“速度”用“快慢”代替，“现在”用“现今”、“现下”、“目下”、“眼前”、“此刻”、“方今”代替等等。
第四集的插图（大陆版未收—编注）有一幅是大理国画师张胜温所绘的佛像，此图有明朝翰林学士宋濂的一段题跋，其中说：
“右梵像一卷，大理国画师张胜温之所貌，其左题云‘为利贞皇帝白票信画’，后有释妙光记，文称盛德五年庚子正月十一日，凡其施色涂金皆极精致，而所书之字亦不恶云。大理本汉楪榆、唐南诏之地，诸蛮据而有之，初号大蒙，次更大礼，而后改以今名者，则石晋时段思平也。至宋季微弱，委政高祥、高和兄弟。元宪宗帅师灭其国而郡县之。其所谓庚子，该宋理宗嘉熙四年，而利贞者，即段氏之诸孙也。”
其中所考证的年代弄错了。宋濂认为画中的“庚子”是宋理宗嘉熙四年（一二四〇年），其实他算迟了六十年，应当是宋孝宗淳熙七年庚子（一一八〇年）。原因在于宋濂没有详细查过大理国的历史，不知道大理国盛德五年庚子是一一八〇年，而不是六十年之后的庚子。另有一个证据，画上题明为利贞皇帝画，利贞皇帝就是一灯大师段智兴（一灯大师的法名和故事是我杜撰的），他在位时共有利贞、盛德、嘉会、元亨、安定、亨时（据罗振玉《重校订纪元编》。《南诏野史》中无“亨时”年号）六个年号。宋濂所说的庚子年（宋理宗嘉熙四年），在大理国是孝义帝段祥兴（段智兴的孙子）在位，那是道隆二年。
此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馆，该馆出版物中的说明根据宋濂的考证而写，将来似可改正。
宋濂是明初有大名的学者，朱元璋的皇太子的老师，号称明朝开国文臣之首。但明人治学粗疏，宋濂奉皇帝之命主持修《元史》，六个月就编好了，第二年皇帝得到新的资料，命他续修，又只六个月就马马虎虎的完成，所以《元史》是中国正史中质索最差者之一。比之《明史》从康熙十六年修到乾隆四年，历六十年而始成书，草率与严谨相去极远，无怪后人要另作《新元史》代替。单是从宋濂题画、随手一挥便相差六十年一事，便可想得到《元史》中的错误百出。但宋濂为人忠直有气节，决不拍朱元璋的马屁，做人的品格是很高的。
一九七五年十二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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